第一，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。结合创新主体功能定位，完善对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长期稳定支持机制，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的前沿方向，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。支持具备冲击“领跑”地位的优势领域建设国家实验室，争取引领世界科学前沿。在补短板领域建设新型科研机构，组织优势力量攻坚克难。设立军民融合科学计划，分阶段持续支持高风险研究。通过重大任务、重大基础设施及重大平台建设带动全社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。强化中青年人才、实验技术人才和后备人才投入，培养大量合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。保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依法独立运行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重视对原创性项目、非共识项目和前沿探索项目的支持。整合中央、地方力量，优化行业、部门、领域科研力量布局，统筹部署行业科技创新重大项目，提高公共资源专业化配置效率。由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生命健康、信息智能、资源能源、生态环境、防灾减灾等应用基础研究基金，设立理事会、基金会等专业化管理模式，融通“科学、技术与工程”，突破“关键共性技术、前沿引领技术、现代工程技术、颠覆性技术”。

　　第二，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基础研究投入。2018年，我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，进入“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”阶段，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深圳、广州等地区已进入“创新驱动”阶段。北京市明确提出到2020年，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达到15%；上海市明确提出到2020年达到10%左右；广东省明确提出到2022年达到8.5%以上。近年来，科创中心、国家实验室、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各地更加重视基础研究。未来要优化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布局，引导地方政府结合高质量发展需求，发挥比较优势，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，共同组织科技攻关任务，强化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。可依托京津冀、长三角、长江经济带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，增强国家中心城市、创新型城市、自主创新示范区及高新区的创新辐射带动力，加快形成一批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。

　　第三，引导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。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大都注重基础研究，以维系其原创能力、厚实技术储备，实现专利和标准前瞻布局，确保其行业领先地位。我国越来越多高科技企业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。2017年，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仅占企业R&D投入的千分之三，多数企业处于“效率驱动”阶段。创新型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，才能实质性地改变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低的局面。

　　第四，建立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体系。“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”，未来要统筹推进科技体制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，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，构建开放、协同、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，强化科教融合、军民融合和产学研深度融合，促进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与产业化融通发展。就供给侧而言，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，在人才遴选、人才评价和资源配置中凸显科学价值创造，引导学风转变。建立相对稳定的学科布局和灵活柔性的调节机制，转变过于突出个人和第一单位的管理方式，鼓励学科交叉、融合与渗透，促进优势学科、潜力学科、空白学科、短板学科和新兴学科全面协调发展。适应大科学、大数据、互联网时代新要求，积极探索众包、众筹等基础研究新方式。把科学教育融入教育、文化体系，建立跨学科教育、培训和就业体系，使科学精神、科学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核，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。就需求侧而言，构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、公平竞争的创新友好型市场环境，健全决策咨询机制，让市场竞争和同行评议来选择具体优先领域和技术路线。健全知识产权法治环境，压缩非创新行业获利空间，让创新有利可图。鼓励政产学研共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、新型研发机构等协同创新平台，建立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体制，激励科学家进企业、企业家进实验室，共同凝练科学问题，形成“创新驱动发展、发展带动创新”良性循环。建设自主可控的开放创新体系，推进更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和对外开放，统筹推进“一带一路”科技创新合作、技术出口与产能合作，带动国内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总之，厚实的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的基本特征。建设现代化创新体系，要发挥好政府、市场、科学共同体及创新主体的作用。政府重点支持难度高、风险大、周期长的基础研究，还要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创新生态，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，激励创新企业自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。创新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和支持方式，实行灵活的激励机制和严格的责任约束，调动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。只有广聚全球科学英才，持续产出一批引领性原创成果，才能保障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影响力大幅跃升，使基础研究地位与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地位相匹配。

　　（作者：万劲波，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）